《文化自信铸就大国复兴之魂》      

定价       58.00元  级别              作者       龙迎春                    

版别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035-6663-9

版次       202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出版日期              普通关键词           学科关键词    文化

印张       15.5 字数       200千字 开本       16    页数       248

封面用纸       250克铜版     内文用纸       80克胶板      包册数    /包

长度       235mm   宽度       165mm

读者对象       党员干部和历史文化爱好者

广告语    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凭什么？

2.    文化自信铸就大国复兴之魂。

主题词    文化自信  铸就大国复兴之魂

作者/译者简介      龙迎春，生于湖南凤凰。资深媒体人，知名作家。20世纪70年代生人，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攻读古典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其19年媒体从业生涯中，任《广州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大业传媒集团传播中心总经理等职，曾获广东省新闻一等奖、广东省新人新作提名奖、广东省优秀图书期刊奖等奖项。著有个人文化散文集《品读湘西——走进沈从文的故乡》,位列各大畅销书榜；湘西民族民间文化记录经典《民间湘西——到最美的山，见最美的人》，被誉为沈从文之后的“当代《湘行散记》”；合著有纪实文学《春天纪:改革开放30年的真实记录和鲜活映像》一书，全景解密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现场。

目录       绪 论 拉长“中国特色”时间轴，接通中华文明之脉 

一、致敬邓小平，重走“南方谈话”考察线路       004

二、文脉存续，中华文明从失语到发声    014

第一章 “文化自信”被写进党章意味着什么

一、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经有数个世纪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了       033

二、将文化放在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下进行考量       039

第二章 文化，中国曾经强大将来必然复兴的法宝

一、从轴心时代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060

二、透视国运兴衰治乱的文明密码    078

三、新文化运动中断了中华文脉吗    089

四、影响中国最深的外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098

五、中国的经济起飞    106

第三章 中国梦，其梦有根

一、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128

二、革命文化不只是“红色”的       156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先进”在哪里    164

第四章 中华文明的复兴与中国方案

一、复兴的起点    176

二、“一带一路”的文明视野     181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       200

四、全球政党大会       218

五、世界哲学大会       227

结 语

编辑推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凭什么？

内容简介/提要      中国当前正处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化自信是怎样塑造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话语权和行动力？中国的主政者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在提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和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文化自信与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又有着怎样的深厚内涵？文化自信将如何影响日新月异的中国当代社会？

本书着重从三条脉络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其一是政策发展的脉络，其二是文化发展的脉络，其三是国际化发展的脉络。同时还梳理了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关于 “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等标志性事件，解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文化自信所带来的新时代中国博大胸怀与政治风度，展现了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提升及其对人类思想文化整体的贡献。

精彩书摘       拉长“中国特色”时间轴，接通中华文明之脉

如同一位著名的政治学者所言，解读中国的兴起一定要有大的历史观。当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其在国际舞台，尤其是亚洲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但从大历史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60余年的变化：中国只是恢复它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份额，恢复它在世界和亚洲曾有过的地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用“复兴”一词来讲述中国，他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站在今天这个时代回顾中华历史绵延久远的起伏盛衰，或许再没有什么比此更能引起我们对新与旧、古与今的思考了。中华民族曾经的强盛辉煌也许已略显遥远和陌生，尤其随着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冲击和挫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那些曾经滋养着这个民族的古老、茂密和健硕的根须，似乎已渐渐与我们疏离。另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支撑着中国筚路蓝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一路走来求新求变，始终朝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而实现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所不可或缺的，正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新时代文化精神的认知和自信。

这种文化自信，不是文化上的虚骄，更不是文化上的狂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化于心、见之于行的文化品格。这种自信精神的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重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我国跨入新的历史阶段并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的历史步骤。

一、致敬邓小平，重走“南方谈话”考察线路

（一）履新后的首次地方调研，习近平总书记选择了广东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启动了履新后的首次离京调研，地点选择了广东。

这一举动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宣示改革不止步的决心，同时，又是对中国传统改革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中国文化为什么自信？因为有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灿烂文明做后盾。中国改革为什么如此成功？因为有几千年间改革先驱奠定的改革文化为理论与实践基础。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推行改革，此后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尝试。虽然历史上的很多改革并未成功，但因此形成的改革文化所展现出来的魄力与决心，始终还在。

先有文化自信，才有改革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提出“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以复制？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复制。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仅存的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发展出了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改革与创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之后，阐明了此次调研的目的和意义，“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这被看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致敬，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深化改革、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的决心之彰显。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作的说明铿锵有力，“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快速、大规模、史无前例的兴起而为世界瞩目：它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在30年内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消除贫穷，在很短的时间里让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达到接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标准。中国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将中国的兴起称作“石破天惊的巨变”，并进一步指出：“它给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或引导作用，在过去三百年中，只有三个历史事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崛起。”

这一巨变，要追溯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广东。

1977年11月，邓小平飞往广州，听取广东省委关于深圳大规模逃港事件的汇报。自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逃港事件屡禁不止，数度惊动中央，在当时被定性为美蒋特务和地方勾结起来煽动的“反革命叛乱”。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并未认同“叛乱”的定性，而是理性指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

邓小平在广东听闻“资本主义鸭子”事件后，则直接引出了“改革”一词。在视察过程中，有人告诉邓小平：在广东农村，农民受到的限制非常大，养鸭子只能养三只以下，养三只是社会主义，四只五只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对此明确指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农民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怎么能行？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1978年2月，邓小平从缅甸、尼泊尔考察回国，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化大革命”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再次提到了“鸭子”事件，并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他提出要调整现行政策，“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因为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78年用“三把火”打开了中国的“南大门”，毅然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被选作“改革开放”试点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市，在1979年正式被命名为“经济特区”，那是邓小平提议的。由此，连续14年工农业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的广东，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发展探索。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在推动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中，邓小平比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具魄力，在关键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但尽管邓小平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这是一场没有航标的航行，是一项没有施工图纸的浩大工程。“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都是探索性的尝试。1992年初，88岁的邓小平登上从北京开往南方的专列，开启南方谈话后，才迎来新的一轮经济改革浪潮。南方谈话被视为邓小平为他的政治继承人留下的“政治嘱托”，而嘱托的核心内容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调研沿着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视察路线，足迹遍及深圳、珠海、佛山、广州，并深入农村、企业、社区、部队和科研院所。

在深圳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与群众相伴而行。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深圳渔民村的村民邓伟雄唠家常，1984 年和1992 年，邓小平两次南方考察都曾来过此地。邓伟雄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一家人如何从挤在一条小船上，到住上小洋楼，当上房东。习近平总书记还到顺德探望贫困群众，给寒门学子张俭娜留下了《现代汉语词典》《英汉词典》和“快译通”，鼓励她积极向上、自强不息。

2012 年12 月8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并带领大家向铜像三鞠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临走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园里种了一棵高山榕。20 年前，邓小平在山顶也曾种下了一棵同样的树，当得知这棵树在当地被叫作“发财树”时，老人家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针对这次广东考察，新华社评论指出：“ 改革开放是我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沿着二十年前邓小平视察南方之路考察工作。从深圳、珠海到佛山、广州，习近平同志一路强调推进改革开放，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强决心，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动员令。”

（二）深圳崛起，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份2025年城市榜单

1978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考察，他站在中英街上，看着被八块界碑隔开的宝安和香港，在这条长不足一里、宽不满两丈的街上，两地迥异之景触目惊心：一边车水马龙，繁华异常；一边杂草丛生，萧条凄凉，正值收割季节，但农田里却没有一个精壮劳动力，只有老年妇女和小孩。在莲塘收容所里，习仲勋问一个被抓的外逃人员：“为什么不在社会主义当家做主人，却要跑到香港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答：“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那一年，宝安的农民年收入是134元，而在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是13000港元。

30多年来，早已更名为深圳的南方小镇宝安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完美转变。这座在1982年创下共和国历史上“三天盖一层楼”纪录的南方城市，以名副其实的“深圳速度”一路奔袭，GDP年均增长24.8%，从一个3万人的贫穷小镇，快速崛起为一座承载人口超过1400万，产业发达、交通便利、功能完备、设施先进、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大都市。《南方日报》将深圳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活力绽放和光明前景的有力印证”。

深圳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范本”，却绝非孤本，而其启示和影响，也远远超越了中国城市化的本土进程。事实上，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要为全球低迷的经济寻找一线曙光，那就是“城市的崛起”。就在习近平总书记调研前的几个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8月刊登了一份榜单——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中，中国城市占了四成，为三十个（包括港台地区）；美国次多，为13个；欧洲只有3个。东京在2010年的城市经济规模世界排名第一，但根据这份榜单，到了2025年，它的增长总量只能排第十。而届时，中国深圳在排行榜上位居第六，纽约排在其后，位列第七，香港排在第三十名。前五名中，除了巴西的圣保罗之外，全是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更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很多几乎不为外国人所知的非一线城市如东莞、佛山、福州、常州等，均赫然在列。

《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始人是极负盛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这份榜单由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顾问公司麦肯锡旗下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城市图景数据库提供，他们观察了全世界具有世界城市条件并且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城市，研究它们从2010年到2015年可能会出现的兴起和追赶过程，然后根据模型，列出了上面提到的75个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外交政策》杂志的作者理查德•多布斯和杰安娜•里米兹写道：“当欧洲、美国正竭力抵挡脆弱且不稳定的经济颓势时，向东方和南半球发展的经济平衡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范围发生着——‘城市化’是其中最大的功臣。显而易见，我们正目睹不曾预想的最大的经济转型，新兴国家城市的人口正在扩大，他们的收入迅速增长。这一切造成了巨大的‘地缘政治的转变’，催生出改变世界商店分布和投资方式的‘新的消费群体’。”

这显然不是《外交政策》杂志为了吸引眼球而故作惊人之语。如果我们以都市作为经济资源的整合平台、价值创造的发动机、培育新产业的摇篮，那么可以预见，在未来15年内，中国的相对经济地位会出现剧烈变化。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但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活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日益繁荣强盛的中国，也由此成为全球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者。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当今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中国社科院）历史学者于沛说。

二、文脉存续，中华文明从失语到发声

（一）伏尔泰告诫：任何想要认识全球进程的思想家，都要着眼于东方

以文字的出现为诞生标志的中华文明，5000多年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在众所周知的四大古文明中，时间上居第一位的是巴比伦（今伊拉克所在地）古文明，第二位是埃及古文明，这两个文明诞生的时间比中华文明大概早1000年，第四位是印度文明。四大古文明都具有各自的原创性，独立完成，然而只有中华文明绵延发展至今，是唯一“活着的文明”。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处于极为显著的位置。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文化成就异彩纷呈的时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中国出现了孔子与老子，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则是奥义书和佛陀的时代，正如在中国那样，各派哲学纷纷兴起，包括怀疑论和唯物论、诡辩术和虚无主义都发展起来。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提出了宇宙过程就是善与恶之间斗争过程的观念。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许多先知。希腊产生了荷马和悲剧诗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有的这些巨大的进步都发生于少数几个世纪，并且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印度与西方。这些伟大人物的涌现，奠定了人类智慧的基础。

在这个时期，人类开始自我反思，精神潜力得以发掘，迎来人类思想变革的一次质的飞跃。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人类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称为“轴心时代”，认为当时人类的思想觉醒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转变。

时至今日，我们也许还无法解释在互无联系的不同地域，何以在同一时间点涌现出如此多的辉煌思想成就。但非常明确的是，中华文明的智者参与了对人类智慧的奠基，并且为这一智慧贡献了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人类智慧的三大源头展现出不同的鲜明特色，形成各自不同的传统，同时也都收获了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成果。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希腊形成了科学的研究传统，印度形成了与婆罗门教、佛教密切相关的宗教研究传统，而中国则形成了重视伦常关系的人文研究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印度佛教主张众生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强调人类平等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却发展了仁爱、礼义、中庸等思想以调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对于人性的看法上，印度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希腊把人理解为城邦的，或者说政治的动物，而中国儒家则认为人是伦理的动物。

自轴心时代以来，中华文明在很长的时期都以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构成世界文明的重要部分，显示出中华文明根脉的勃勃生机。历史上也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比如，鲜卑族（北魏）、契丹族（辽）、女真族（金）、蒙古族（元）和满族（清）。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撼动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最终汇聚成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文明。

直至1800年之前，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一个屹立在亚洲的拥有辉煌文化成就和历史积淀的强大帝国，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当时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这个帝国的实力和富足吸引了亚洲的周边国家纷纷前来朝贡，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往来也越来越繁荣。即使在刚开始认识中国的西方，18世纪中期至末期的中国也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它的世俗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曾赢得欧洲学者的极力赞赏。

西方与东方中国的直接接触是从16世纪开始的。16至17世纪的西方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兴趣。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写作的《大中华帝国史》，15年间就以7种欧洲的主要语言出版了46版。启蒙运动中大部分思想家，包括蒙田、莱布尼茨、魁奈、沃尔夫、伏尔泰等人，都积极了解和接纳中国及其思想文化。伏尔泰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诫西方学者，任何想要认识全球进程的思想家，都要着眼于东方。莱布尼茨通过研究中西文化的个性特征和文化交流的进程，认为中西文化具有互补性。他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一书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在人口与治国方面，还远超欧洲。中国具有（在某方面极其令人敬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相贯通，又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它很早就已建立，大约已有3000年之久，比希腊罗马的哲学都早。在中国文化中，他尤其推崇中国的伦理文化，认为：如果我们在工艺方面与中国发展相当，在理论科学方面有所领先的话，那么在实用哲学领域，即决定我们日常生活和习俗的道德和政治方面，我们肯定处于下风。